高風險社會擴展了公共政策的傳統邊界，改變了公共政策的評價標準，“收益-風險”之比將取代“成本-收益”之比，成為新的公共政策評價標準，即最多的利益相關群體可接受的政策才是好政策。因此，重大政策決策出臺或重大建設項目審批之前，應當對其所帶來的社會穩定風險進行評估。為此，就要正確地解決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地位、主體、方法、問責等問題。與客觀存在的“風險-災害-危機”的因果鏈條相應，全過程的應急管理應包含“風險管理”、“災害（應急）管理”、“危機管理”，它們各自的功能不同。災害（應急）管理只能控制事態，危機管理旨在減少損失，風險管理才能消除隱患、杜絕危機。政策決策出臺和重大項目審批之前，對其所帶來的社會穩定風險進行評估就是政府風險管理的重要內容。
從表象上看，近些年來，我國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生產事故屢禁不止，生態環境持續惡化，有毒食品無處不在，新型傳染病防不勝防，群體性事件愈演愈烈，社會治安形勢異常嚴峻。目前，全國每年因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超過20萬人，傷殘超過200萬人，經濟損失超過6000億元人民幣。除了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其政治和社會的負面影響也難以估量。
早在2005年，我受托對“十一五”期間（2006-2010年）江蘇省有可能發生的重大社會風險進行識別和預測，曾提出了以下十大社會風險：
①就業（特別是大學生就業）風險；
②農民失地風險；
③房地產風險；
④市場風險；
⑤鄉村債務風險；
⑥社會報復的風險；
⑦安全生產的風險；
⑧衛生安全風險；
⑨網絡安全風險；
⑩災害風險。
[1]后來，我和我的主要助手張海波一起匯聚了“工程-技術”、“組織-制度”、“政治-社會”等三大研究傳統，原創性地提出了“風險-災害（突發事件）-危機”的理論分析框架，揭示
了風險與危機之間的因果關系，并將災害（突發事件）視為風險轉化為危機的導火索。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包含風險管理、災害管理（應急管理）、危機管理在內的全過程廣義災害管理。[2]擴展公共政策的邊界，更新公共政策的評價我和張海波曾在《高風險社會中的公共政策》
一文中提出，高風險社會已經擴展了公共政策的傳統邊界，改變了公共政策的評價標準。[3]前者是指當今所有的政策都直接或間接地表現為公共政策。從縱向上看，如果說以前的公共政策主要著眼于解決業已存在的問題，那么當今的公共政策則應以前瞻性或預防性為導向，現在還不存在的事件強烈地影響著我們當前的事務和行為。也就是說，現代風險已經徹底改變了現在、過去和未來的關系，不再是過去決定現在，而是未來的風險決定我們今天的選擇。[4]從橫向上看，幾乎不存在公共政策以外的政策，所有的政策都有可能帶來公共性后果。一直以來，第一部門和第三部門是公共政策的產出主體，而第二部門是私人領域政策的產出主體。現在由于社會系統各領域之間的交互性增強，私域的政策也應強調公共責任，即所謂的“私人領域風險的制造意味著它不再被認為是與政治無關的事情”。[5]近些年，由于企業缺乏社會責任而造成公共性后果的事件比比皆是，如果我們僅將目光集中于傳統公共部門即政府和第三部門的政策輸出，可能無法緩解突發事件的嚴峻態勢。因此，將私人領域的風險政策納入公共政策的框架，有助于全面、有效地應對風險，提高風險管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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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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